人工生殖的挑戰與迷思-生命不可代理 孕母不是工具 (Insight into ART and Surrogacy)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5253623?utm_source=TALK&utm_medium=1&utm_campaign=MOREPAGE 2025/11/25 08:30 ◎   單信愛 在「自主」之外，我們更需要人性與底線 近期兩起海外代孕事件 —— 男同志伴侶以代孕方式同時迎接四胞胎，以及台灣骨科醫師將代理孕母生產過程「未遮蔽」的私密影像公開於社群平台 —— 引發社會譁然。前者讓新生兒以「成果展示」般亮相，孕母完全消失； 後者更直接侵犯女性的身體自主與人格尊嚴。這兩個事件共同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 男同志伴侶「壹零出4啦」赴墨西哥代孕4名寶寶，引發軒然大波。（經馬賽克處理，翻攝自Threads） 當生育被商業市場吞沒，精卵、孕母被商品化後， 孕母與兒童都成為最容易被消失的弱勢。 就在台灣社會仍消化這些衝擊時，國健署署長沈靜芬證實， 《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已送入行政院，將單身女性與女同志納入適用範圍，修法方向更以「強調女性自主權」為主軸 。女性自主當然值得保障，但當政策只談「能不能做」，卻避開「應不應該做」、避開倫理風險、避開兒童最佳利益，這樣的推動是否過於倉促？ 問題不只在於技術，而在於本質。單身女性或女同志雖然擁有卵子與子宮，但生育仍必須依賴精子 。當制度化允許以選擇精子完成生育，本質上等同於將生命納入市場機制：基因成為選項，精子成為商品，優質精卵與子宮將在市場上奇貨可居，而孩子成為被「配置」的結果；這樣的方向已讓生育從自然行為，滑向生命商品化的深淵。 婦女自主權更不應成為遮掩風險的口號 。真正的母性從來不是「我要孩子」，而是「我要保護孩子」。國外已有大量捐精、捐卵子女控訴：「我們像被挑選的商品，被購買的基因。」這些聲音提醒我們 —— 生育科技可能讓成人獲得孩子，但同時也可能讓孩子失去身世、血緣與尊嚴。 台灣在討論人工生殖時，不能只談少子化、不能只談成人的生育需求。而應回到三個根本問題： 國健署署長沈靜芬近日表示，「人工生殖法」修法版本，核心重點是強調女性自主權。（資料照） 1.  孩子的最佳利益在哪裡？ 當知悉權遇上匿名保護 ，當孩子長大問：「我的爸爸是誰？」該如何回答。肥皂劇中的半路認親、亂倫等情節都有...

一個孩子關於失去、欺騙和商品化的故事 那真是一段歷歷在目的記憶。 有一天，我（凱瑟琳）大概十四歲的時候，我和爸爸一起開車，我們聊起了祖先的事。我對自己的根源非常好奇。當我問他我們有多少切羅基血統時，他的回答很奇怪。 我說：“如果你有十六分之一的切羅基血統，那我就是三十二分之一！對吧？” 他回答說：“我……有十六分之一的切羅基血統。” 由於無法確認我的基因組成，我感到很不安，所以我重複了我的說法。但我父親仍然拒絕確認我的血統。 我的哥哥嫂嫂把這些記憶稱為「閃光燈記憶」。它們是我們過去記憶中格外突出的時刻，如今被重新喚起，因為它們清楚地揭示了我們何時察覺到與父親的關係有些「不對勁」。並非說他不是個好人，或沒有盡力，而是有些時刻讓我們意識到，我們並非他的親生子女。然而，在當時，我們又怎能預料到呢？ 結合我們後來了解到的關於我們受孕的真相，這些時刻都說得通了。或許是閃光燈下的記憶，或許是看到他第一個孩子的超音波照片，我哥哥最終明確地問了我們的父親，他是怎麼被孕育的。 真相大白了。 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刻，那是多年前感恩節的那一週。我的父母把我叫到一邊，和我進行了一次家庭談話，告訴我我是捐精受孕的。 我在大學時就聽說過這種做法，在了解自己的經驗之前，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安。當時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這種做法是否合乎倫理？但我聳聳肩，盡量不去想它，因為它感覺詭異而超凡脫俗。而且，在當時，它似乎與我無關。 我認為當初對捐精受孕的這種冷漠反應是人之常情。但當我得知自己也是透過捐精受孕後，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恢復到那種狀態。那種衝擊太大了。我感覺自己肩上突然壓下了不該有的重擔；父母無法生育，這不該成為我的負擔。我感覺自己突然成了家裡的成年人——或許我早已是，替他們承擔了很久的重擔，而現在，我才開始學習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後果。 捐精受孕者的負擔 我也看過其他人有那種本能的怪異感。一位女士在臉書群組裡說：「我在考慮捐卵！我以前覺得這等於把自己的孩子送人，但後來我有一些不孕的朋友，現在我想盡我所能幫助她們。」我記得我當時回覆說，這不就是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嗎？很明顯，她的同情心蒙蔽了她的判斷。對我這個同樣深受她這種「同情心」影響的人來說，她的想法顯得很片面，而且不幸的是，這種情況很常見。 正如她所說，不孕症是一種負擔。我對此深有體會。這並非源自於我自身的生育問題，而是源自於我受孕時的特殊情況。透過醫院和生...

作者 whiteben68 ( 豆沙 ) 時間 Sat Jan 14 04:47:46 2023 大家好我是 11520 的作者，經朋友告知才知道自己的文章被轉到這邊也因此才知道這個版。 我的背景是胚胎學家，一個很陌生的名詞。因為台灣不只沒有多少學校有這個專業，連課程都沒多少。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人工操作對胚胎的影響尤其是 epigenetic disorders 。除了學術單位的研究工作，也擔任過美國生殖中心的胚胎師職位目前專注於動物克隆，主要是做異種移植動物。辛苦各為求子若渴的父母會想打這篇文章，主要是想解釋一下我對台灣生殖診所與中心的看法台灣目前的生殖中心主幹就是醫師加上技師。 美國則是會配置胚胎學家與內分泌學家 (Embryologists 跟 Endocrinologists) 不到每個診所或中心都會配置 ( 是，美國這部分人才也很少 ) 而是採用定期巡迴的方式 (rotation) 在 15-20 個診所 / 中心處理醫師的問題或是訓練技師，我當初也是必須要佛羅里達，芝加哥還有猶它跑來跑去。我不想諷刺台灣的生殖醫療體制，但是我自己受過的訓練讓我知道胚胎的發育與生長過程相當的複雜。在我的領域，光是胚胎學家就有好幾個專精，包括受精，賀爾蒙， preimplantation 還有後期的胚胎發育，胚胎基因與細胞分化，像我自己的專業就是受精與 preimplantation 由於涵蓋的專業太多，我並不覺得醫師有這麼全能可以面面俱到。所以各位求子若渴的父母，只能多做一些功課，讓自己多了解一點。 早上有空，稍微掃過一下版上的文章跟問題很常見的，像是 AMH 。簡單解釋一下， AMH 是一個賀爾蒙，最重要的功能是男女胚胎 " 分性別 " 的時候。早期的胚胎是 " 雙性的 " ，用普通話講就是男女生殖器官都有。 AMH 由 " 蛋蛋 " 提供，抑制女性生殖器官發育，所以有蛋蛋的胚胎只有男性生殖器官發育如果出了問題，就會產生基因男，但同時擁有男女生殖器官的情況。女性也會製造微量的 AMH ，主要由未成熟的卵泡排出所以大家驗的 AMH 量，表達的是 " 未成熟卵泡 " 的數量。對多囊的判斷，用 AMH 是蠻標準的。但是對卵巢的衰退程度，比較像是 " 參考 " 雖然...

  醒報編輯部   2024/12/09  衛生福利部預告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13 日是預告期最後 1 天。國民健康署 14 日表示，期間收集到 400 多件意見回覆，待整理內容及舉行專家會議，拚儘速送入行政院。圖為人工生殖中心實驗室護理人員工作畫面。 ( 中央社 ) 《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從五月開始公布修法草案後。雖然此法影響深遠，在社會跟媒體當中並沒有太多的討論。 人工生殖複雜 如果仔細看這次修法內容，範圍相當大，包含將未來受術「夫妻」修正為受術「配偶」，增訂受術未婚女性、受術異性伴侶、女性受術者、委託配偶等，光是這些部分就已經讓人眼花撩亂。 更具爭議的，是首度引進了代理孕母的概念，這就包括代孕生殖、代孕服務機構、代孕定型化契約及代孕子的女等定義跟範圍。 這些在歐美先進國家已經思考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的事務，台灣卻因為專家較少、觀念也不普及，未能感受到當中的複雜，以致提不出解決答案。 直到修法前最後一刻，政府才終於喊停，把爭議最大的代理孕母部分脫勾處理。必須承認這樣的謹慎是正確的，因為最核心的概念還是生命權的問題，在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如此發達的當下，要「創造」出一個生命，在科技上並不困難。但是包括了親權、教養、家庭跟對生命本質的看法卻是格外的複雜。 歐美案例須借鏡 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一旦誕生，就有接下來長達七十多年的生命週期。所以對於「創造」生命的相關法律，一定要嚴謹。雖然有些團體打著歐美各種思想招牌，認為歐美可以台灣為什麼不行？但是如果我們查考歐美的代孕經驗，仍會看到就連歐盟成員國的希臘，都還有婦女和嬰兒成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另一個近來成為「子宮大國」的烏克蘭，卻發現孤兒院的孩子有一半是透過代孕生下的，卻被委託者拋棄。這些血淋淋的案例不先找出解決方案，貿然上路只會在台灣複製歐美的問題。 台灣界定不週全 目前台灣的代理孕母只接受「借腹型代孕」，而非更複雜的「基因型代孕」，也就是代理孕母純粹提供子宮，並不提供卵子，母子不存在基因關聯。但是光是如此，如何把代孕單純化，避免成為純粹的商業交易，另外合理補償工作損失和營養金到底可以給多少？是不是可以追加金錢報酬，都讓一向保守的台灣難以招架。 藉著這次機會，其實可以好好喚醒台灣大眾，如果真的要搶救人口，要開放代理孕母，第一步我們要承認，我們的規...

  文／朱駿 2024年12月10日 週二 下午2:29 ▲「代理孕母」是一個比同性婚姻還棘手、影響更為深遠的議題。曾做過代理孕母的Lily（左）與國民黨立委陳菁徽（右）出席《人工生殖法》公聽會資料照。（圖／記者林志怡攝，2024.03.28） [NOWnews今日新聞] 「代理孕母」在世界上早已成為事實，而且在某些國家成為一門生意，台灣尚未開放，似乎落後了國際在此議題上的發展形勢。這屆立法院中，國民黨籍的委員陳菁徽與民眾黨籍的委員林昭姿共同力推《人工生殖法》修法，涉及開放代理孕母的條文，引爆爭議。民進黨原本也支持，受到婦女團體的強大壓力，臨時撤腿，國民黨內也感受到宗教團體的壓力，「怕太衝」而有雜音。這是一個比同性婚姻還棘手且影響更為深遠的議題。 陳菁徽認為，「不孕症的生育權不僅不分黨派，更不分性傾向，這次的人工生殖修法除了代理孕母議題外，更重要的是能保障單身女性、女女伴侶的生育權，甚至將更多生殖細胞監管加嚴納入本次的修法中，以跟上當前的社會共識與醫學發展。」陳昭姿則表示，「不能用極端的幻想來臆測，而是要拿出科學證據來說話。對於不孕夫妻或有生育需求的人來說，能選擇的只有終生無後、收養或人工生殖技術，但根據國外的研究報告指出，收養的終止率高達近6成，而代孕產生的糾紛率則不到1%。」 陳菁徽是從「生育權」與「跟上當前的社會共識與醫學發展」的角度立論。問題是，「生育權」所派生出的連帶關係，例如被生育者的生命軌道，乃至人倫社會關係的穩定，其重要性不亞於「生育權」本身。若只考慮「生育權」，顯然非常不周延。若再論「跟上當前的社會共識與醫學發展」的說法，陳難道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在歐洲亦然。「當前的社會共識」何在？不是信口雌黃嗎？醫學技術的發展只是一項人類科技的成果，本身只是一種不考慮社會關係的「工具理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醫學發展」不能作為一個支持「代理孕母」的正當理由，因為它可能嚴重破壞「價值理性」，亦即人倫關係，人類社會的人倫價值體系一旦被破壞，必然遭致災難。 陳昭姿表示的「收養的終止率高達近6成，而代孕產生的糾紛率則不到1%」顯然根本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收養終止只是回復到收養前的狀態，為法律關係的改變，縱使造成當事人的一些損失，但不涉及先天血緣人倫秩序的衝擊，這裏提到的「近6成」就屬此類。然而，這裏「不到1%」的案例在造成當事人的一些損失之外，...

  不只南韓，全世界各國都傾全力在搶救生育率，不乏用生育與養育獎勵補助，減輕養育者負擔，然而筆者觀察國際社會中，最有果效的是兩大力拼「活產數」的做法，一是限縮人工流產的條件（非健康及重大身心因素），二是非預期懷孕思考期搭配完善諮商輔導機制的推行。 最強而有力的實證是美國。 2022 年美國最高法院「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案，推翻了「 Roe v. Wade 」（羅訴韋德案）的結論，不再將婦女墮胎權視為憲法權利，下放給各州政府自行決定。雖然美國社會對禁止墮胎的規定評價兩極，但接下來的追蹤調查，所有禁止墮胎的州出生率皆明顯上升，而且平均上升 2.3% ，美國出生人口年增 3.2 萬。   而在非預期懷孕思考期搭配強制且完善諮商輔導機制，大舉「提高活產數」的國家則有德國、新加坡等。     今年七月間台灣懷孕婦女關懷協會舉行記者會，請到德國獨立專業的非營利女性諮商服務機構 Profemina International 的專家凱特勒（ Paula vonKetteler ）分享，她說，該機構每年服務超過 24 萬名婦女，經過機構協助後約 65% 選擇生下孩子。 為何非預期懷孕婦女願意生下孩子？ Profemina International 主任 Yvonne 在記者會上說，非預期懷孕發生在婦女身上時，他們只聽得到一個聲音：墮胎；考慮選擇人工流產原因，包括伴侶關係、個人生涯、害怕超過負荷、孩子醫療、母親醫療、財務壓力等，但在該機構的協助下，給予諮商輔導與支持策略，讓婦女完整了解資訊後，就有機會將孩子生下來。   新加坡的 Safe Place 是關懷非預期懷孕婦女的非營利組織，在創辦人魏佩儀（ Jennifer ）帶領下，投入大量社工、諮商輔導與支持，服務的對象以未婚少女居多，迄今已協助五百多名孩子出生在世上，且超過九成由親生父親及母親撫養長大，堪稱是符合兒童利益的最佳典範。     魏佩儀在同一場記者會上分享，「如果婦女想把孩子留下來，應該獲得所有的幫助，而不是讓他在被迫的情況下拿掉小孩。」到 Safe Place 的非預期性懷孕婦女，學習也看到了願意承擔生命的愛，以及準婆婆由反對到珍愛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