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生殖的挑戰與迷思-生命不可代理 孕母不是工具 (Insight into ART and Surrogacy)

  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看似要拚出「生產力」，背後卻藏著看不見的巨大風險。(圖／取自 xFrame) 面對涉及國安問題的少子化議題，台灣社會正研議《人工生殖法》修法，部分地方政府今年還擴大試管嬰兒、凍卵補助。政府與民間試圖提出解方，但並非所有建議都能對症下藥，例如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看似要拚出「生產力」，背後卻藏著看不見的巨大風險。 姑且不論代孕一途是否真的有助增加嬰兒數，但核心的問題是：女人的身體可以被當作商品？作為代理生產生命的工具？ 在極少數開放代理孕母的國家，例如印度及烏克蘭等，代理孕母多是在經濟上掙扎的弱勢女性。表面上為有錢人代孕的契約行為，提供一個簡單解決經濟問題方案，但實際上，契約及規範外的真實風險，多變而無法測度，尤其代孕分娩風險遠大於自然分娩，不僅傷及孕母身體，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這在點頭同意成為代理孕母時，大多缺乏全盤了解。 《國家評論》 （ National Review ） 2020 年的一篇故事，揭露代孕過程的現實及其極端風險。該文講述蜜雪兒．里夫斯（ Michellel Reaves ）的故事，她是一位妻子和 2 個孩子的母親，為幫助其他家庭生兒育女，她決定成為代理孕母，沒想到在第 2 次代孕生產時，因分娩併發症去世，留下丈夫和 2 個孩子，他們將在沒有母親的情況下長大。 事實上，試管嬰兒產出的後代中，已發現試管嬰兒技術帶來並非只有好處。依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報告 顯示，臺灣試管嬰兒後代有較高的早產、極低體重、較低體重及缺陷機率。已知 早產嬰兒易有聽障 （早產嬰兒為 2-11 ％，一般嬰兒為千分之 2 ），而 極低體重嬰兒 易有神經發展障礙。國外試管嬰兒後代除了如臺灣一樣有較高的早產、低體重及缺陷外，另發現其高血壓、自閉症、智能障礙及癌症機率也較自然受孕後代為高。 據此，國外已有不少醫學文獻警告，與胚胎相關的試管嬰兒技術本身存在許多不可預期的 風險 ，包括在過量排卵、取卵、受精、胚胎培養、胚胎選擇、胚胎移植及可能的冷凍保存胚胎等過程中，牽扯到無數的藥物處理及實驗步驟，這些步驟有機會對基因產生不可預期的影響。  而試管嬰兒再加上代孕的過程，讓胚胎除了承受試管嬰兒技術帶來的風險，還可能遭代理孕母母體的排斥。 2017 年 美國的研究報告 顯示，與同一產婦自己自然受孕的孩子相比，代孕後代有較高的早產率及低出生體

  ▲   代孕法案美其名是幫助無法生育者的福音，實質上卻是鞏固父權、歧視女性的結構利器。（圖／路透社） 魏書珮／台灣家長守護婦幼權益協會理事長 全台 MeToo 事件延燒，不少受害者站出來發聲，隨之而來的是不少加害者人設崩壞，那些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卻充滿令人作嘔的腐臭。而這些受害者多數是女性，受制於所處的結構和情境脈絡下，畏於對方的權勢而獨自承受驚恐和創傷。 然就在社會對於性騷擾事件震驚、氣憤之餘，一項更為壓迫女性的制度竟被包裝倡議──代孕。 若說性騷擾是把女性當成玩物，那麼代孕便是將女性身體工具化 ，由出資的一方宰制孕母的身體，坦蕩蕩的父權意識形態，上演一齣換個形式繼續壓迫女人的劇碼。 女人難道無可避免的須被視為生育工具？ 這次受害者範圍可能更廣，凡是子宮功能堪用的女人，都是倡議開放代孕的潛在受害者。可悲的是，關於代孕制度的討論，唯獨缺少了受害者和潛在受害者的聲音，為什麼？因為長久以來女性在父權社會下被要求無私奉獻、利他助人，習慣了默默行善，不張揚，也擔心自己被貼上不夠有愛心、不夠體貼他人的標籤。 女人的子宮並不是任何人的工具 代孕法案美其名是幫助無法生育者的福音，實質上卻是鞏固父權、歧視女性的結構利器，將擁有能生育子宮的女性置於遭受壓迫及剝削的地位。 表面也許看起來各取所需，背後仍是富人以金錢壓迫窮人的不對等權利關係，擁有主導權的雇主可以任意挑選孕母，不就是「有錢就可以任性」的富人心態嗎？而一旁搧風點火的助孕醫療產業看似人畜無害，在潛在受害者的眼中，則是將壓迫結構層層搭建而起的施工者。 代孕是一個不應該存在的產業，在美國可以合法代孕的州，弱勢婦女因為經濟因素成為代理孕母，到頭來卻有不少人必須終身承受因代孕而引發的健康後遺症，更有孕母因此葬送生命、她的孩子就此失去母親，孕母所得到的報酬遠遠不及她所失去的健康和生活品質，甚至是生命。健康和生命的風險難以估算，又怎麼能期待藉由配套措施來規範？許多事情可以被規範，但是「風險」卻無法被規範。 在許多婦運前輩的苦心經營下，台灣婦女權益終於逐漸抬頭。如今卻有倡議者不斷利用人民的同情心，提倡代孕制度法制化，讓女權倒退、讓女性身體被工具化，實在令人心寒其短視。 原文網址 :  我的子宮不是你的工具！　代孕將女性身體工具化 | 雲論 | ETtoday 新聞雲   https://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