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昌觀點：代孕解少子困境？是解決問題，還是帶來更多社會問題？(風傳媒)

 

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看似要拚出「生產力」，背後卻藏著看不見的巨大風險。(圖／取自xFrame)

面對涉及國安問題的少子化議題，台灣社會正研議《人工生殖法》修法，部分地方政府今年還擴大試管嬰兒、凍卵補助。政府與民間試圖提出解方，但並非所有建議都能對症下藥，例如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看似要拚出「生產力」，背後卻藏著看不見的巨大風險。

姑且不論代孕一途是否真的有助增加嬰兒數，但核心的問題是：女人的身體可以被當作商品？作為代理生產生命的工具？

在極少數開放代理孕母的國家，例如印度及烏克蘭等，代理孕母多是在經濟上掙扎的弱勢女性。表面上為有錢人代孕的契約行為，提供一個簡單解決經濟問題方案，但實際上，契約及規範外的真實風險，多變而無法測度，尤其代孕分娩風險遠大於自然分娩，不僅傷及孕母身體，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這在點頭同意成為代理孕母時，大多缺乏全盤了解。

《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2020年的一篇故事，揭露代孕過程的現實及其極端風險。該文講述蜜雪兒．里夫斯（Michellel Reaves）的故事，她是一位妻子和2個孩子的母親，為幫助其他家庭生兒育女，她決定成為代理孕母，沒想到在第2次代孕生產時，因分娩併發症去世，留下丈夫和2個孩子，他們將在沒有母親的情況下長大。

事實上，試管嬰兒產出的後代中，已發現試管嬰兒技術帶來並非只有好處。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報告顯示，臺灣試管嬰兒後代有較高的早產、極低體重、較低體重及缺陷機率。已知早產嬰兒易有聽障（早產嬰兒為2-11％，一般嬰兒為千分之2），而極低體重嬰兒易有神經發展障礙。國外試管嬰兒後代除了如臺灣一樣有較高的早產、低體重及缺陷外，另發現其高血壓、自閉症、智能障礙及癌症機率也較自然受孕後代為高。

據此，國外已有不少醫學文獻警告，與胚胎相關的試管嬰兒技術本身存在許多不可預期的風險，包括在過量排卵、取卵、受精、胚胎培養、胚胎選擇、胚胎移植及可能的冷凍保存胚胎等過程中，牽扯到無數的藥物處理及實驗步驟，這些步驟有機會對基因產生不可預期的影響。

 而試管嬰兒再加上代孕的過程，讓胚胎除了承受試管嬰兒技術帶來的風險，還可能遭代理孕母母體的排斥。2017年美國的研究報告顯示，與同一產婦自己自然受孕的孩子相比，代孕後代有較高的早產率及低出生體重率，此外，代孕者與己身自然受孕時相比，其產科併發症明顯較高，包括妊娠糖尿病，高血壓，前置胎盤等。

代孕造成的人倫及關係等亂象，也已在世界各地發生。例如今年4月，西班牙68歲女星安娜歐伯岡（Ana Obregón）透過代理孕母的方式產下女嬰安妮塔（Anita），且精主還是女星已經癌逝的27歲兒子阿萊斯（Alejandro Alfonso "Aless" Lequio）。女星雖高喊「奇蹟」，但也有網友不解，女嬰要喊安娜「媽媽」還是「奶奶」，更令人不捨的是，女嬰出生後不只沒有生母，也沒有生父。

今年6月中，美國真人秀明星科勒・卡戴珊（Khloé Kardashian）公開指出，很難與代孕的兒子建立連結：「這是場交易經歷」，「我希望有人誠實的說出，代孕與自己懷孕不同」，這位女星與前男友籃球明星崔斯坦・湯普森（Tristan Trevor James Thompson）生下1女，去年透過代孕方式迎接第2個孩子。她坦言與代孕的兒子，不像與自己懷胎生下的女兒有著緊密的關係，這段真心話，也透露代孕後代的成長過程可能倍加艱辛，他們的心理健康也面對挑戰。

面對少子女化議題，「人工生殖技術」應視為醫療手段，不應被濫用。對於「不能生卻能養」的高齡、不孕夫妻，應鼓勵以「收養」取代具健康風險的「人工生殖」。推動代理孕母還涉及將女性身體工具化、商品化，絕非今日重視人權的台灣所當為，政府及立法部門在研議《人生生殖法》相關法案時，務必慎思，切勿讓弱勢女性與無辜幼小生命置於不可承受的風險中。

 

＊作者為社團法人台灣懷孕婦女關懷協會常務理事

https://www.storm.mg/article/4813461?mode=w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