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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弋／孩子身心健康誰顧？　人工生殖不是治少子化妙藥

少子化問題威脅全球已開發國家。《紐約時報》2日一篇《南韓正在消失嗎？》，指出南韓今年第3季的育率僅剩0.7，全球墊底，台灣不遑多讓，倒屬第二。為改善少子女化問題，立法院4日進行《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初審，朝野提出8個版本，行政院因「代理孕母」等爭議仍在討論中而未提版本。

 

近年來，台灣各地政府了拚生育率，紛紛提高不孕夫妻人工生殖補助，共可使用6次、總計最高上限40萬元。朝野立委及民間團體也以改善少子女化為由，期望鬆綁人工生殖規範，從異性夫妻擴大到單身女子、女同志配偶、男同志配偶，並納入「代理孕母」。更有不孕症醫師指責「僅夫妻可使用人工生殖技術」，是「落伍」法規、「少子化幫兇」，倡議先修法放行「讓想生的人可以生」。

 

對於各界如此重視少子女化議題，筆者開心又憂心，因為各界獻策重點多擺在單身女性、女同志配偶、男同志配偶要爭取生育需要及權利，姑且不論，男女結合才能生育及老天爺賦予的生育能力，究竟誰人能歧視或剝奪，若果真如此隨便開大門，那不就是讓孩子一出生就沒有爸爸，而人工生殖子女在受孕前權益就被剝奪的這件事，在8個修法版本及朝野民團討論中，卻是一片空白。

 

先來談人工生殖後代的身體健康，台灣已有數據顯示，人工生殖輔助技術後代的早產率、低體重率及缺陷率，確實比自然受孕後代高；尤其為提高受精成功率，許多生殖機構會採取「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產製胚胎，也就是將單一精子注入卵子內，受精成功率似乎較高，但其侵入性質會使胚胎嚴重損害機率增加。

 

更棘手的是人工生殖後代的心理健康。開放捐精生子女已六十多年的歐美社會，近年已有越來越多捐精捐卵後代集結發聲，尋求幫助及發出警語。而台灣打著「平等生育」人權旗幟的討檄文中，獨不見歐美社會已日益重視的「捐精捐卵後代」的字眼，在商機龐大的人工生殖產業貌似美好及專業論述，卻未提此一弱勢族群的一輩子的身心痛苦與哀愁。

 

一個名為「我們是捐贈者受孕」（We Are Donor Conceived ）的全球社群組織，2020年對481 名出生在 15 個國家的捐贈者受孕的調查發現，當他們知道自己是捐精捐卵後代的感覺，圈選頻率最高的前五個詞是震驚，困惑，疑問，麻木和悲傷，其中有七成一同意「我的受孕方法讓我感到苦惱、憤怒或悲傷」，，有將近一半的受訪者曾尋求專業來處理捐贈者受孕有關的情緒。另2成也考慮尋求精神科協助。

 

讓人訝異的是，這份調查的受訪者多認為人工生殖業者及捐精卵者有道德責任，有九成同意「ART（人工生殖輔助技術）行業有責任對其幫助創造的ART後代的最佳利益行事」，有六成多認為，捐精捐卵者「對捐精卵後代負有道德責任」。

 

英國月刊《Prospect》（《前瞻》）2019年4月一篇「捐精偵探：一位婦女如何以幫助捐精後代找到他們的生父親使命」提及，在倫敦一次捐精卵後代心理治療會議上，心理治療師亞歷山德拉·卡維利 (Alessandra Cavelli) 說，媒體只熱議「設計嬰兒」，對戰後生殖科學造成的影響卻付諸闕如，這使得治療師不知如何處理捐精卵後代的獨特心理困境。

 

這位心理師在報導中坦言，她收到許多捐精卵後代為無法回答的身份問題而苦於掙扎，例如「我感覺更像是一個產品而不是一個人」。此文作者也提及，「來自倫敦的 17 歲 Talia Ougie 告訴我，她對『被剝奪了父親』感到憤怒，她覺得『當父親的精子被購買時，她的權利被剝奪了』 。而失去父母親任何一個都算童年不良經驗 (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 這影響孩子的一生及成年後健康狀況不佳。童年不良經驗更增自殺可能。

 

誠如媒體引述伴侶盟的說法，開放人工生殖不應被樂觀視為解決少子女化的萬靈丹，低薪高工時的勞動型態、昂貴且欠缺彈性的育兒服務，造成民眾的工作與家庭照顧難以平衡，才是嚴重少子女化的主要根源。

 

我國正值人工生殖法修法之際，朝野研議前請先聽聽這些歐美社會許多受苦的捐精後代心聲，別被「平等生育」及改善「少子女化」的美好想像蒙蔽了心。如果可以，請放孩子一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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